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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到实盘配资平台 延长基金存续期 湖北也加入了 各地积极打造“耐心资本”
《科创板日报》9月6日讯(记者杨小小)近期可查到实盘配资平台,湖北在金融助力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动作频频。
湖北省政府在近日印发的《湖北省科技金融质效提升行动方案》中提出,要推动创投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优化创投机构“募投管退”链条,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参股区域创投母基金存续期限和投资期限放宽至10年,省内财政及国资出资比例上限提高到90%;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对省内科创天使类投资根据政策目标完成情况给予最高100%收益让渡,科创天使投资损失容忍率提高至50%。
地市方面,工商信息显示,武汉投资平台——江城产业投资基金(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城产投”)成立,注册资本120亿人民币。此前不久,武汉提出将打造政府产业基金——江城产业投资基金(简称“江城基金”),围绕武汉“965”现代产业体系投资,形成3000亿基金群。
可以看到,当前,各地在加大政府资金及国资对当地产业发展扶持和科技创新赋能的同时,也在探索更新政府投资的体制机制,适应市场要求。
湖北最新动作
《湖北省科技金融质效提升行动方案》提出了湖北接下来的目标:到2026年末,力争形成与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更加匹配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体系;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家数在现有基础上增长70%,贷款余额年均增速达到20%;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显著增加,占全省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50%,直接融资规模及创业投资管理资金规模稳步扩大;
具体举措方面,涉及创投领域的部分,与当前各地的探索基本同步,涵盖了投资年限、出资比例、容错机制以及考核体系等多个方面。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期限放宽至10年;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90%;天使投资损失容错率提高至50%;以及推动保险资金进入创投领域等,都是围绕政府引导基金的普遍热点。
除了在政策设计层面进行鼓励外,湖北省各地市也拿出真金白银进行响应。省会城市武汉方面,就正式落地了江城产投。
根据相关公告,江城产投注册规模120亿元,由金控集团全资持股。官网显示, 后者于2015年挂牌成立,注册资本100亿元,为市属国有独资企业,是全市唯一一级金融国资平台,由武汉市国资委全资持有,曾出资国家大基金一期、湖北基金、东湖基金等各级基金。
而江城产投的设立,或与武汉此前提出的江城基金直接相关。按照今年6月举行的2024武汉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上公布的信息,武汉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管理的政府引导基金,集中打造成两只政府产业基金,其中一只便是江城基金。
该基金将重点聚焦泛半导体产业领域,围绕链主企业及相关产业项目进行投资,聚芯成链,集链成群,加快打造武汉市泛半导体产业集群。该基金力争在未来5年出资额达到500亿元以上。
总体而言,今年以来,湖北当地的政府出资平台出手相对活跃。财联社创投通-执中数据显示,今年截至目前,湖北政府LP累计出资事件共78起,涉及基金52只、投资机构35家。其中出手最为活跃的为地级政府引导基金——武汉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及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湖北省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耐心资本”打造进行时
自“耐心资本”概念成为创投领域热词以来,各地的政府引导基金、国资出资平台就开始了相关探索。不仅是湖北在上述《湖北省科技金融质效提升行动方案》中提出了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期限放宽至10年的举措,《科创板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多地展开了类似的实践。
就在前不久,苏州围绕生物医药领域打造的60亿元专项母基金,其存续期就达到了15年,包含投资期7年,退出期8年,延长期2年。
同样是在8月,四川组建设立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发布的信息,引导基金按照“母基金-综合基金-子基金”三级架构运行,母基金首期规模达200亿元。在存续期方面,综合基金存续期最长达12年,子基金最长达10年。与此同时,基金到期退出后,引导基金出资不会收回财政,仍然留在母基金公司用于滚动发展。
此外,江苏打造的总规模达500亿元的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对存续期的要求为:存续期不超过15年,不少于5年,其中投资期不超过8年。
而在更早之前,广东、安徽等省就已经开启了对“耐心资本”的打造。去年底,注册资本为110.01亿元的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二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成立。资料显示,该基金存续期可长达17年。
安徽则早在去年初就印发了《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对省级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参股的风投创投子基金存续期,放宽至不超过15年。
有国资体系人士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在政府引导基金方面走得更早的省市,确实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可查到实盘配资平台,延长基金存续期,打造“耐心资本”,但更广泛的地区实际上仍处在股权财政的初步实践期,包括人才队伍和投资体系都还在早期阶段,“另一方面,存续期的延长只是打造耐心资本的一个侧面,配套对应的考核机制等才能真正转变政府和国资的投资预期和逻辑,使这类资金和市场的发展规律更加适配。”